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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先给我讲讲吧!" 哪怕这探索、创造不完全成功

来源:博客园 编辑:俄罗斯剧 时间:2019-10-16 03:21

你先给我讲  求索的苦果(1)

为了实现小说艺术更大的进步,你先给我讲需要借鉴古今中外前人的成果,你先给我讲也需鼓励作者们的探索、创造精神。哪怕这探索、创造不完全成功,可能有某些失败,也比固步自封,抱残守缺为好。为什么不少着名作家在建国前,你先给我讲有的写出了传世之作,你先给我讲而在解放后反而写不出来,或写出来的大大不如以前的呢?这是个复杂的话题,每个作家情况也不一样,我们只有从具体作家来谈。恰好曹禺在建国后的三部剧作,《明朗的天》(1954年)、《胆剑篇》(1962年)、《王昭君》(1978年),都是我工作在《人民文学》那期间发表的,有的剧,并非我直接经手,但也可算个见证人。这三剧创作的来头都很大。都是党中央很高级的领导人启示给他的,他也乐意接受。如《明朗的天》,当年是配合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具体说是反对知识分子崇美、亲美、恐美;还反对美国在朝鲜搞细菌战。为此曹禺曾去协和医学院收集素材,了解生活。这个剧写出来,文艺领导人周扬等都很关心,确定由《人民文学》发表。但剧本拿到编辑部来,责任编辑(他是九叶派诗人之一,解放前参加话剧等演出活动,对戏剧也很在行)读后,不能不摇头,但当然他还是赞成发表的。剧本的缺点主要是图解政治太明显了,人物难以立起来,也不大好改;这不是曹禺以前创作的路子,所以在这个框架上,作者自己也无法改。后来编辑部多数人读了发表的剧本,也有同感。《胆剑篇》的创作,直接是60年代反对国际修正主义的背景。1960年,有个大家敬爱的中央领导人在第三次全国文艺界代表大会作报告,他讲了我们中国人在困难期间,要学习我国古人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奋发图强的精神。接着在一位领导人提议下,曹禺埋首两年,与“人艺”两位剧作家和演员,合写这个剧本。但剧本上演,一般的老观众觉得不太像曹禺以前的剧本(其实是曹禺执笔的),有些场景倒像个报告剧,活报剧;奴隶苦成比主角越王勾践更突出。而70年代的《王昭君》也是领导人提议曹禺写的,自然是民族团结的很好的政治主题。曹禺作了很大努力。他的夫人在1974年去世,他的身体也不大好,仍怀着很大热情去内蒙、新疆等地体验生活。剧作问世后,有的读者评价说,王昭君有点儿像个共青团员。我不想对尊敬的曹禺先生作任何历史评价。但我觉得,他在三部新剧的创作中失去了他以前的创作个性;而创作个性,这是作为一个有作为有特色作家的艺术生命。再则,违反了创作是从生活中长久孕育这一创作规律,任何作家和高明的创作指导者,也无济于事;尽管作家出自责任感,勉为其难地去写作,总是吃力不得好的。而创作个性的丧失,大体跟一个作家最需要的独立思考的丧失,也大有关系。我听说曹先生在“文化大革命”受迫害时曾自我谴责:“我流着眼泪向毛主席请罪……我从心底认为我是罪孽深重,不能饶恕的……”。我们想想曹禺是有世界影响的大剧作家(30年代《雷雨》一出世,日本就先行上演了),为中国文学做出了这样大的贡献,有何罪孽可言,为何精神自虐达到如此“深重”程度?虽说当时承受了极大压力,怎么忍心向那些个逆历史而动的“造反者”对自己的诬蔑去“认同”呢?这正像我那位朋友说曹禺赞扬新社会的好处时爱说的一句“好极了!”是同样一种失去自我独立判断的可悲的“过头”、走极端。那个特殊年代的悲剧和作家的悲剧,这应是我们以作家曹禺为例,永应记取的教训吧。

  

为什么中国古代小说、你先给我讲故事既有现实主义传统,你先给我讲又有神仙、奇幻、超现实描写的传统?这决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所谓“人类的原始思维”。而20世纪的一些外国作品也频繁出现超现实的奇想与描写?这也绝不能简单归结为所谓“地域文化的影响”。归根到底这都是为了表现人类心灵(精神、情感、追求、欲望等等)的需要。而在20世纪,随着科学的进步,人对自身(这个最复杂的“机器”———大脑,这个世界万物的主宰)的认识(包括意识、潜意识,感官世界、梦幻世界等等)也更加丰富、深入而全面了。那么,对于人的精神、意识的组成部分(梦幻世界、超现实世界等等)的表现,也更加自觉(包括自觉地运用超现实的想像、描写)而深入了。比之过去时代的文学、古代的文学,在表现人类心灵上,这又是一个绝大的进步。你先给我讲为严文井画像(1)你先给我讲为严文井画像(2)

  

唯成分论是不对的!你先给我讲杨牧所在的良种队,你先给我讲是出身不好,却温文尔雅,埋头做事的那些受过高等教育,“文化大革命”中挨整的技术人员好,还是粗暴整人、折磨人,出身成分好,无文化教养,没道德的鲁排长、丁同志之类好?未曾料到的是,你先给我讲第二年反右,你先给我讲刘盛亚被划右派。他的名字从我们联系名单中被除掉。此后再没他的任何消息。1963年我去成都、重庆组稿,不免打听刘盛亚的下落。蒙当地作协一位做联络工作的朋友告知我,刘盛亚早已不在人世了,1960年他死于峨边的劳改地。我吃了一惊,却无话可说。他死时不过45岁,正处壮年呀。数年后我去过峨边,属凉山区,山高,路险,水险,比较荒凉,寒冷。居住那里的彝族同胞生活相当艰苦。

  

未见面时读过杜埃1948年在香港出版、你先给我讲茅盾写序的短篇作品集《在吕宋平原》,你先给我讲知道他是位有异国生活阅历的作家,又见过他写的《人民文艺浅说》一书,知道他是个文艺评论家。见到他,向他约稿时,他已处在广东省的宣传、文化工作领导岗位,几十年如此。他仅是个业余作家。好几回去找他,我的住宿、吃饭以及返回的车票等他都亲自出面安排。有回怕我住的环境不安静,竟带着我接连跑了三处地方,最后才定下来。而我只不过是个普通编辑,他年长我二十来岁,又是一位领导干部,我心里实在有点不安。后来遇见一些编辑同行,说起跟杜埃打交道,都有同我类似的经历,我才深信杜埃就是这样一个与人平等相处不摆半点领导架子的人。杜埃出生于广东东北部偏远山乡的贫苦人家,很小的时候父亲便去南洋谋生,所以他也算个侨属。他受进步文学作品影响,十几岁便外出漂泊,而后成为革命的实际工作者,编刊、办报、写文章。他见过许多大世面,40年代在菲律宾主编华侨报纸,参加菲律宾华侨抗日游击战争的领导工作,两度在香港从事宣传、统战方面的公务。解放后,数次出访欧洲、日本及东南亚一些国家。但难能可贵的是他一直保持着一个人民公仆、一个劳动者纯朴的本色。80年代初期我再度去广州,这时他已卸下领导工作的重担,退居二线。他陪我去从化温泉看望在那儿休养的我以前的一个同事,又建议我去深圳特区看看,他亲自给我当向导。在从化,他首先去看望他的老相识,那些普通的服务人员、医生、护士等,同他们亲切交谈,还送他们一些小礼物。在深圳的宾馆,他去厨房看望大师傅,去车库看望年轻的司机。在广州的日子,有一天,他说要请几个客人吃早茶,让我作陪。他为我介绍客人,原来是机关里的理发师、幼儿园的教师、阿姨,他们跟“杜部长”无拘无束欢快地交谈着。在领导者和普通群众之间,丝毫看不出有什么心的隔离。杜埃数十年领导过广东的许多文艺部门,他是位领导者,但同时又是个评论家、作家。他从未放弃过笔耕,不断发表评论、小说、散文、杂文,所以他也是文艺家们的同行、朋友。他就是以这样双重身份,跟老、中、青文艺工作者建立了融洽、谐调的关系。人们尊重他,也愿意把心里的想法告诉他;他也乐意到他们中间去,同他们打成一片。就像他乐意去看望那些服务人员、普通劳动者那样,他感觉他是他们中的一员,而并非高踞其上者,这已成了他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这样的领导作风和工作方法,自然能够使人们的关系谐调起来、融洽起来,增加凝聚力和向心力。在深圳时我曾参加他同《特区文学》编辑部的编辑和青年作家们的座谈,就是一种亲切、融洽的气氛,好像这位年长者、领导者和年轻人之间没有什么隔膜。1991年的最后一月,我有幸参加广东省为杜埃举行的从事文学创作60周年的纪念会、作品研讨会,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杜埃故乡大浦县的领导人和宣传文化部门的负责人,还有杜埃住在那儿写长篇的增城县的领导人和乡亲的代表都热心来参加这样的盛会。大浦本是个穷县,却像增城一样还为大会主动提供赞助。其原因是这些乡亲和基层领导者们不一定都读过杜埃的作品,但“杜部长”的为人,他的公朴形象,他对乡亲父老的挚爱和帮助,却使他们觉得自豪,在他们心上占着很大的分量。杜埃当年在华侨支队的一位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他长篇小说中的一个模特儿、老战士)也远道从贵州赶来参加大会,对他表示祝贺并在会上做了很精彩生动的发言,介绍“华支”和菲律宾人民并肩抗日的光荣业绩。这就是文艺工作的领导人、人民作家杜埃和人民之间的关系。

你先给我讲魏金枝像马宁这样出生于红土地,你先给我讲一生追随着革命前驱者的踪影,你先给我讲勤奋创作,在海内外的文化事业岗位上做过许多好事的作家,可算难得了。新中国成立之初,他正当盛年,正是写作上大有可为之时。假如对他那眼花缭乱的丰富阅历持求实、理解、欢迎的态度,鼓励他继续为人民制作鸿篇巨构;而不是持怀疑、排斥、压制的态度,我想作家马宁创作的潜能,会更好地发挥出来。往者已矣!

像昙花一现似的,你先给我讲1957年后,你先给我讲耿龙祥自然是从文学界消失了。不过1963年我曾奇迹般地见过他一次。那时安徽作家陈登科到北京来修改长篇小说《风雷》,住在中国青年出版社,我去看他,遇见在他身边的耿龙祥。这时,耿正应陈之约帮他当“写作参谋”。陈登科是个仗义的人,他同耿是要好的朋友,他待老耿一如既往。而老耿虽说帮陈改稿,也只是做点默默无闻的工作。像学鳌这样的人,你先给我讲当“文化大革命”台风袭来,你先给我讲他将是怎样的表现呢?自然学鳌出身儿童团员、工人,是道地的苗红、根正的“红五类”,台风不易刮到他头上。但他十分珍惜革命事业的优良传统,尊敬那些为革命事业吃尽千辛万苦、有过大功的老同志和前辈作家,完全接受不了“文化大革命”发动后“怀疑一切、打倒一切”那一套“左”风。那么他能做什么呢?只得因自己好的出身,跟同样是好出身的作家浩然一起,尽可能做一点保护北京文学界的作家、文人们的好事。他们组织了机关“红卫兵”,他和浩然负责文联的“文化大革命”小组。他们曾尽力保护大作家老舍和着名女作家杨沫。学鳌曾多次告诉杨沫,“不是你的事,千万不要往自己身上乱抹”,支持她坚强地挺住。杨沫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一直没有被抄家、被揪斗。老舍,他们曾设法保护,巧妙地同外来的年轻红卫兵周旋。但是1966年8月23日,老舍先生受辱并被打得头破血流而导致自尽,却是他们力所难及的。还因这事儿渗进了复杂的因素,如韩蔼丽女士所写,一个尖嗓门的老革命作家在台底下大喊:“老舍是反共老手,至今还拿美元的稿费!”这无疑给不明真相的红卫兵娃娃们火上浇油,一下子使矛盾更趋白热化。身体孱弱的老舍如何抵挡得住那可怕的烈火烧炙。

像张、你先给我讲姚这样的“一不会做工二不会种田三不会打仗”,你先给我讲在社会上已谋得一官半职的刀笔吏,本来是无足轻重的宵小之徒,对社会虽有危害,影响是有限的。可是一旦投靠了江青,便得以加倍地破格重用宠信,“文化大革命”初期即成为“重臣”。这样的人参与国事,一篇又一篇“重头文章”以中央名义批准抛向社会,策划于密室,点火于上层、基层……只能误国、害国,成为窃国之人了。1974年曾有件怪事,张、姚通知全国的图书馆、书店,不准出借、出售他们“文化大革命”以前的作品,要通统收罗“封存”。这也是一种小人心理,生怕别人知道他们过去的底细,其中包括以前他们曾吹捧过、现在被他们打翻在地,巴不得再踏上两三脚的那些“黑线人物”和他们的作品。你先给我讲像这样的情景交融中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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